线性经济使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并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城市生活源固体废弃物分选及资源化作为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逐渐受到国家和市场重视。陶朗循环经济研究院和科茂化学回收研究院整理多年科研和商业发展成果，撰写《中国城市固废分选及资源化行业系列报告》。本系列报告分为“行业篇”、“市场篇”、“政策篇”、“企业篇”和“技术装备篇”，本篇为第二篇：市场篇。

本篇要点：

1．“日本模式（精细化垃圾分类）”诞生于特殊时代背景，需长期公众教育，系统总成本巨大，复制难度大，不适宜在中国推广；“挪威模式（简单分类+分选+资源化）”更符合中国国情，拥有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土壤和机会。

2．分选及资源化行业在欧洲历经数十年发展，政策相对完善且市场成熟；中国过去以末端处置为主要目标，分选及资源化发展空间狭窄。近年来，国家相关政策逐步建立健全，该领域开始起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供需因素加持下，分选及资源化的经济性逐渐凸显，尤其是废塑料化学循环技术的兴起，给分选及资源化注入巨大的经济动力。

4．分选及资源化在上游固废减量化和下游资源化再利用过程中起核心枢纽作用，凭借卓越的经济效益、减碳效益、资源替代能力，将成为碳中和时代环卫固废行业的“第二增长曲线”。

5．分选及资源化市场空间巨大，每年新增市场潜力千亿级别，存量市场万亿级别，且全球最大市场在中国。

一、日本模式与挪威模式对比

业内存在日本模式（精细化垃圾分类）与挪威模式（简单分类+自动化分选+资源化）两种发展模式的讨论，陶朗循环经济研究院和科茂化学回收研究院经过研究分析，认为挪威模式更适宜中国国情，拥有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土壤和机会。

（一）日本模式——精细化垃圾分类

日本精细化垃圾分类模式诞生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策方向，投入了长期且巨大的社会成本，是长期发展逐步演变的结果，复制难度大、花费代价高、所需时间长，且回收利用率不高。从时间阶段、成本收益、目标结果等各方面考虑，日本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国情。

1. 日本模式是长期发展逐步演变的结果，精细化程度举世仅有。

早在1970年，日本政府颁布《废弃物的处理及清扫相关法律》，由于引入了垃圾焚烧以逐步替代填埋，政府要求居民将家庭垃圾分为可燃和不可燃两大类，可燃垃圾被送去焚烧以供热和发电，不可燃垃圾则被送去填埋。90年代颁布《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奠定了日本垃圾分类的基本大类，即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类垃圾、大件垃圾、电子废弃物等。

经过数十年发展，日本资源类垃圾不仅有细致的小类划分，还有极致的分类投放要求。例如：玻璃瓶要清洗干净，有塑料瓶盖的话要拆掉分别投放；牛奶盒要清洗干净后剪开；塑料瓶瓶盖瓶身和标签要分离，瓶身要洗干净再压扁，然后分别投放。

综合考虑垃圾分类大类以及资源类垃圾细分小类，日本垃圾分类投放是十几种分类投放及单独收运的复杂体系，个别地区甚至高达51类细分。

2. 日本模式建立在特殊国情基础上，且需要投入长期巨大的社会成本。

日本政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几十年长期不懈的公众宣传与教育，才能够将如此复杂的垃圾分类规则宣传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并监督实施。

居民需按当地要求将每种细分垃圾单独装袋，并按规定时间放在指定地点，以便收运。居民要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消耗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另外，几乎每个细分小类都有配套的单独收集转运、资源化再生或者末端处置系统，这意味大量的物流与加工处理投入。

这样的精细化分类及投放几乎只有日本能够做到，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人遵从性高；二是有大量家庭主妇可以在家完成细致的分类与分别装袋，并按时间表等候收运车辆到来。

3. 日本模式没有带来很高的垃圾回收利用率。

在极致的分类情况下，日本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只有20%左右。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日本垃圾管理体系过于依赖焚烧，厨余、餐厨等有机废弃物也被划分为“可燃垃圾“而被焚烧处理；二是过去几十年日本建设了大量垃圾焚烧厂，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得到了巨额政府补贴，也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政府，使焚烧处置成为优先路径，从而阻碍了分类后的资源化和循环利用。

（二）挪威模式——简单分类+自动化分选+资源化

相较于日本模式，“简单分类+自动化分选+资源化”的挪威模式与我国现行垃圾管理模式在前端分类环节具有相似性，在收运、分选、再生环节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可复制性，能够在基本不增加民众负担和政府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升垃圾回收利用率。挪威模式已在欧洲多点开花，中国的客观条件适宜该模式推广和发展。

1. 挪威模式起源于对垃圾统筹管理的探索，初期与欧洲其他国家差别不大。

挪威模式最早发起于首都奥斯陆附近的7个城市联盟。该联盟于1991年共同出资组建了RoAF公司以统筹管理该地区垃圾分类、分选及资源化，早期与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差别不大。

2. 欧盟设定垃圾回收利用率目标，挪威模式助力提前达成。

2008年欧盟颁布《废弃物管理框架指令》，设定“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在2025年达到55%，在2035年达到65%”的目标。

RoAF公司管理地区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自21世纪初达到40%左右后，难以突破。为满足欧盟要求，RoAF公司转变了垃圾管理模式。首先，在前端取消“塑料类”垃圾袋／桶，居民不再需要单独装袋投放塑料垃圾，而是将其与其他干垃圾混合投放；其次，投放后的生活垃圾被统一收运到混合垃圾分选厂；接下来，采用自动化分选线，从进料中细分出两类金属、多种塑料、两类纸等可回收物，分别打包出售给下游资源化企业。

2014年，随着分选厂投产及“干垃圾混合收集与焚烧前分选＋资源化”模式的应用，该地区提前达成“2025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55%”的目标。

3. 挪威模式在欧洲迅速普及，促使垃圾回收利用率大幅增长。

该模式成功运营后，在挪威乃至欧洲多国得以复制推广，均取得明显效果。挪威西海岸地区垃圾管理企业IVAR迅速复制该模式，并在分选中心基础上进一步投资了本地化塑料再生加工厂。项目投产两年后，该地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56.4%，可回收物回收率从28%提升至82%，提达到现欧盟目标。此外，该项目通过“焚烧前分选”，有效避免了塑料废弃物的焚烧，每年减少3万多吨碳排放。荷兰AVR垃圾管理公司等企业也迅速跟进，很快复制该模式的成功。

这些成功案例激发了欧洲其他地区政府与垃圾管理企业的兴趣，多地区开始投建焚烧前分选中心。对分选中心的投入也为市场带来显著的再生资源原料增量，从而激发了对资源化工厂的投资，形成良性循环。近年来，欧洲塑料废弃物收集量持续增长，且越来越多进入到再生利用环节，填埋比例明显减少，焚烧比例目前维持稳定，今后也将逐步下降。

4. 挪威模式对我国垃圾管理的借鉴价值。

（1）分类环节：与我国有相似性。

挪威模式采用“可回收物+混合干垃圾＋有机垃圾”的前端分类方式，与我国当前生活垃圾四分类模式有一定相似性，皆为前端适度分类投放，这一点区别于日本的精细化分类。

（2）收运、分选、再生环节：与我国不同，具有很高借鉴价值。

挪威模式的“干垃圾混合收运+自动化分选+资源化”对我国有很高借鉴价值。挪威合并两类垃圾桶后，对混合干垃圾进行集中分选，以塑料为代表的“可回收物”回收总量显著提升，且由于自动化分选出料纯度高，是资源回收市场的高品质原料，更利于高值化再生。该模式能够在基本不增加民众负担和政府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升垃圾回收利用率，值得借鉴学习。

二、固废分选及资源化市场发展历程

作为分选及资源化行业发源地，欧洲用大半个世纪时间探索城市固废管理方式，从最初以填埋和焚烧为主，到3R理念和EPR制度兴起带来简单分类和资源化出现，再到政策提出强制要求促使分类、分选及资源化体系逐步完善。欧洲分选及资源化市场发展经历了从被动处理垃圾到科学管理垃圾，再到政策强制驱动，最终发展成熟、走向海外、引领全球的过程，值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考学习。

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主要依靠简易处理，改革开放以后卫生填埋成为主流，本世纪以来焚烧处置迅速崛起，近两年超越填埋成为主导方式。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固废管理模式都以末端处置为目标，分选及资源化发展空间狭窄。近两年，国家政策体系逐步建立健全，焚烧处置也遇到瓶颈，分选及资源化领域开始起步，现已打下很好的基础，具备蓬勃发展的潜力。

欧洲发展情况

（一）起始阶段：战后欧洲经济快速发展，垃圾体量快速增长，填埋和焚烧逐渐兴起。

二战结束后，欧洲进入经济重建阶段，工业生产与经济活动恢复，城镇化进程加快，消费迅速增长，城市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各国规划设立了专门的垃圾堆放场地。进入六七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专业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投入运行。

（二）发展阶段：末端处置无法根本解决垃圾问题，依托3R理念初步建立分选和资源化体系。

1. 单纯依赖末端处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3R理念被提出。

随着垃圾量不断增长，单纯依赖垃圾末端处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会陷入末端处置能力增长总是落后于垃圾产生量增长的恶性循环。在此背景下，3R理念被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即在生产和消费中把避免废弃物产生放在首位（Reduce）；如无法避免使用，则优先考虑使用后的产品及包装要循环再用，包括重复使用和再生利用（Reuse & Recycle）；只有实在无法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剩余部分，才进行末端处置（焚烧或填埋）。

2. 依托3R理念，垃圾分类投放和配套收运、分选及资源化体系开始建立。

德国是最早践行3R理念的国家之一。1986年，德国颁布《废弃物避免及处理法》，明确3R指导思想，鼓励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该法规极大推动了垃圾分类投放和与之配套的收运及资源化体系快速发展。德国城镇生活垃圾通过不同的垃圾桶/箱进行分类投放和单独收集，之后纸、玻璃等被分别送到对应的再生工厂进行利用，有机垃圾进行堆肥或厌氧发酵，剩余垃圾则进行填埋或焚烧予以末端处理。

这一阶段的生活垃圾分类还推动了针对单独收集的纸、玻璃等物料的分选+资源化的市场需求及项目投资。主要原因是，即便实行分类投放和收集，误投现象仍难避免，收集到的物料会混有目标物之外的其他杂质，必须通过分选进行去除，才能便于资源化再生加工。但这一时期的分选技术较为初级，相当程度上依赖人工分拣，机械化分选手段主要有筛分、色选、磁选、风选等。

（三）提速阶段：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被提出，政府制定回收率法定目标，促使分选及资源化体系逐步完善。

1. 为解决与日俱增的包装废弃物，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被提出。

由于包装废弃物在城市生活垃圾中占比越来越高，且具有更大的回收利用潜力，欧洲各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开始针对包装废弃物建立新的管理体系，推动减量与资源化利用。

1990年，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概念被首次提出。EPR制度指出，应将产品生产者对其产品及包装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向上游延伸到产品设计，向下游延伸到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范畴。

2. 为落地EPR，欧洲提出包装废弃物回收率法定目标，进一步促进分选+资源化体系健全、技术进步和众多企业崛起。

德国是最早落地EPR的国家之一，1991年颁布《包装法》，要求产品生产厂家以及进口商或分销商必须为其产品包装全面负责，包括回收消费后产品包装，并对其中有再生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或循环再生；还针对金属、纸、塑料、玻璃等材质的包装设定了回收率目标和考核机制。

在该制度下，生产商组成生产者责任组织来共建包装废弃物收集和回收网络，但收集到的包装废弃物往往是塑料、金属、纸基包装等多种材质的混合物，只有通过分选工艺按照不同材质及其他参数进行精细化分离，获得单一材质物料流，才能更好地进行资源化再生利用。这推动了分选技术进一步发展，因为此前分选的主要任务是针对较为单一的材质进行杂质剔除，现在分选的主要任务是对混合物料进行细分，以获得高纯度的单一材质物料，为资源化工厂提供优质进料。

经过多年发展，欧洲该领域诞生众多领先企业，如德国“绿点系统（Green Dot）”及相应运营企业得到欧洲及北美地区认可和广泛复制；爱尔兰Irish Packing Recycling公司将都柏林及周边地区40万户居民约10万吨/年包装废弃物分选出约7.5万吨/年可回收资源，用以资源化利用；意大利Montello公司在米兰、贝加莫及伦巴第部分地区回收超过15万吨/年废塑料，制成新包装、日用品及建筑材料等；德国Titech公司首先实现以近红外（NIR）光学识别+高压空气吹喷组合为技术特色的高速自动化光学分选设备研发、生产与工业化应用，相较于简单分选能够更好地满足下游资源化企业对原料的需求，该公司于21世纪初被挪威陶朗集团全资收购。

（四）成熟阶段：分选+资源化在欧洲成为生活垃主要处置路径，行业日趋成熟，领先企业纷纷出海，布局全球。

近年来，欧洲市场得到长足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德国就有上千个垃圾分选厂、上百个焚烧发电厂、数十个机械-生物处理厂（MBT），整个垃圾管理与资源化行业雇佣20万从业人员，创造约每年500亿欧元产值，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同时，欧洲市场孕育了一大批行业领先企业，如绿点公司已在欧洲乃至全球多个国家落地；Alba（欧绿宝）、Remondis等垃圾管理公司业务也实现国际化；以Titech/陶朗为代表的分选设备企业和以Stadler、Sutoco等为代表的分选中心整厂设计与设备集成商则强强联合，将先进技术和设备出口到世界各地。

中国发展情况

（一）简易处理阶段：改革开放前，垃圾管理以简易处理为主，另有部分厨余垃圾堆肥还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国生活垃圾组分相对简单，垃圾处理以产生后清运、堆放、简易填埋等方式为主，还有一部分厨余堆肥还田。垃圾整体回收利用率很低。

（二）卫生填埋阶段：八十年代起，垃圾围城问题日益严重，卫生填埋逐渐成为主要处置方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000年前后，垃圾总量急剧上升且组分发生较大变化，其中厨余类垃圾体量上升幅度最大，个别地区达到60%；塑料组分也从3%-5%增长至10%-15%；废电池、含汞灯管、药品等有毒有害组分不断增加，虽然占比不高，但容易混入生活垃圾，导致厨余垃圾堆肥杂质增多、品质下降；同时农民开始用化学肥料，对有机肥需求降低。一些城市开始出现“垃圾围城”问题，八十年代末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仅为2.3%，97.7%的生活垃圾未经处理，任意堆置城郊，产生巨大的环境和健康危害。

简易处理已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垃圾处理方式逐步转为以卫生填埋处理为主，同时一些塑料和废纸等回收作坊兴起。垃圾整体回收利用率仍然很低。

（三）焚烧处置阶段：本世纪以来，垃圾量进一步增大，且用地资源矛盾凸显，焚烧逐渐取代填埋成为主要处理方式。

上世纪末，国家开始鼓励“极少数有条件的城市可采用焚烧技术，提高卫生无害化处理质量”。中国发达城市垃圾中的有机物质由16%-32%剧增到38%-45%，一些城市基本达到焚烧处理要求，开始尝试建设垃圾焚烧厂。

进入本世纪以来，城市生活垃圾体量激增，末端处置需求飞速增加。但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用地紧张，新建填埋场选址困难，焚烧处置逐渐被优先选择的方案。

在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下，焚烧在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能力中的占比迅速提升，从2002年3.7%迅速提升至2022年近80%，全面主导生活垃圾处理。但绝大多数垃圾被一烧了之，垃圾整体回收利用率仍然不高。

（四）资源化转型阶段：近年来，国家政策体系建立健全，焚烧处置也遇到瓶颈，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分选+资源化模式，取得较好的模范效应。

近年来，国家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尤其是近三年政策集中发布，提出“加速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废物循环利用”等宏观目标以及“到202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60%左右，建成绿色分拣中心1000个以上，废钢铁、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等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达到4.5亿吨”等具体目标，为分选+资源化提供强力的政策引导。

同时，焚烧行业发展进入瓶颈，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近十年焚烧项目大量建设，现已接近饱和，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产能过剩现象，需额外采购可燃物进行焚烧；二是2020年起，国家部委陆续出台政策，垃圾焚烧项目未来国补退坡路径得到最终明确，焚烧项目长期经济性将会面临一定程度的挑战；三是“循环经济”、“无废城市”、“双碳”相关政策不断完善，垃圾回收率成为政府考核指标，部分地区逐渐不将焚烧作为首要选择。

在此背景下，中国多地开始探索“分选+资源化”的模式，如厦门、苏州、宁波、重庆等地，取得了较好的模范效应。陶朗循环经济研究院和科茂化学回收研究院认为，随着垃圾焚烧补贴退坡和垃圾回收利用率等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会有更多城市加入“分选+资源化”的探索，市场将在数年内开始迎来飞速发展，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也将会得到大幅提升。

案例1：

厦门低值可回收物分选中心：位于厦门市海沧区，由陆海环保投建及运营，系中国首个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项目于2022年12月31日举行揭牌仪式，正式投入运营。每天可处理50吨混合低值可回收物（各类硬质塑料，塑料膜袋， 纸基复合包装等），分出的PP，PE等塑料与纸基包装由陆海环保进一步再生加工，其它则打包售卖。

案例2：

重庆夏家坝厨余垃圾转运中心：于2020年11月建成，系该市首个厨余垃圾全自动分选车间。该项目接收重庆市主城渝北区、江北区、两江新区等6个区域的餐厨垃圾，处理量达每天400吨。厨余垃圾经过机械和光学分选环节后，可以将混入的金属、塑料及其它可燃物分出来，并同时对有机质实现提纯效果。分选出来的塑料经干法清洗后，进入废旧塑料加工厂，实现资源化利用。提纯后的有机质则可用于厌氧发酵生产沼气。

案例3：

苏州“重塑包装”项目：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苏州城投再生、北京师范大学、科茂环境等企业和组织合作完成。由GIZ和苏州城投再生将苏州城市生活垃圾中的废塑料分选出来，其中软塑部分由科茂环境进行化学回收加工，产出塑料热解油，同时得到“全部塑料废弃物的50%可以进行化学回收”的结论。该项目是中国首次通过“分选+资源化”的模式进行低值塑料废弃物高值资源化探索。

三、城市固废分选及资源化市场供需分析

欧洲分选及资源化体系已趋成熟稳定，但世界格局仍在不断变化，多国政策不断调整，新技术不断涌现，新规则不断更新，欧洲市场在保持领先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针对欧洲市场的分析，对中国市场发展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市场由供需双方组成，陶朗循环经济研究院和科茂化学回收研究院针对欧洲市场供需双方进行研究和分析，认为在供需因素加持下，分选及资源化经济性逐渐增强，尤其是废塑料高价值资源化技术的兴起，为分选及资源化带来巨大的经济动力，也为中国深入开展分选及资源化探索带来巨大的市场信心。

（一）需求方面：刚需性呈现、替代品价格提升、消费者偏好增强、需求政策鼓励等因素，使分选及资源化的市场需求增加。

1. 刚需性已经呈现，推动需求增加。

（1）原料处置方面：刚需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固废跨境转移愈发困难。2017年开始，中国和东南亚陆续禁止进口洋垃圾，使欧洲被迫减少甚至杜绝固体废弃物跨境转移，要在欧洲境内进行回收利用和末端处置；二是垃圾焚烧受到严格控制。《可再生能源指令》指出，混合生活垃圾或其他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必须增加“高质量分选”环节，以求尽量将垃圾中的化石基材料（主要是塑料）分离出来用于循环利用，只有分选后剩余的垃圾焚烧才能被列为“可再生能源”；三是要满足法律规定回收率要求。如《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要求，到2025年实现65%包装回收率，2030年70%，并明确规定回收不包括焚烧和填埋。

（2）再生产品方面：政策对使用再生材料具有硬性规定，如《一次性塑料指令》规定，到2025年欧洲市场上的PET包装中要含有25%PCR组分等。

2. 替代品有的逐渐被限制乃至退出市场，有的价格不断提升，推动需求增加。

（1）原料处置方面：分选及资源化的替代品为焚烧和填埋。2023年，《废弃物管理框架指令》第三次修订，进一步推动生活源固体废弃物“多循环、少焚烧、不填埋“战略。填埋在欧洲逐渐被严格限制甚至禁止，焚烧也将面对越来越高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推动分选及资源化需求增加。

（2）再生产品方面：对再生材料的替代品（即纯原生材料）征收税款，例如，欧盟塑料包装税对再生料比例少于30%的塑料包装用量按照每吨800欧元征税；英国塑料包装税对少于30%再生塑料的包装征收每吨200英镑的税款。此类税收政策提升了替代品（纯原生材料）价格，推动再生材料需求增加。

3. 消费者偏好增强，推动需求增加。

消费者包括企业消费者和个人消费者。对企业消费者来讲，由于政策持续推动，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企业及其包装供应商纷纷公布加大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及使用量目标；对个人消费者来讲，随着环境污染、气候问题日益严重，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得到广泛认同，人们有意识减少使用原生材料、增加使用再生材料，甚至愿意为此付出溢价。

4. 相关政策引导，推动需求增加。

（1）政策鼓励回收和循环再用：欧盟立法要求越来越多的生活源塑料废弃物能够得到回收与资源化再生利用，而非焚烧或填埋处置，以践行其循环经济战略。如下图所示，近年来欧洲塑料废弃物收集量显著增长。更多收集量意味着更多塑料废弃物经过分选中心实现资源化利用，从而实现回收率目标。

（2）政策鼓励高价值资源化：欧盟政策越来越鼓励高值化再生，乃至闭路循环，有力推动了生活源垃圾收集-分选-资源化体系建设与升级。例如，随着法规逐步实施，消费后PET瓶收集率将在2029年达到90％，塑料瓶中再生料强制使用比例将达到30%，这必然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本土的分选+资源化能力建设。

（二）供给方面：技术水平提升、生产成本降低、产品价格上升、未来预期看好、相关政策鼓励等因素，使分选及资源化的市场供给增加。

1. 技术水平提升，推动供给增加。

随着循环经济产业不断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过去无法回收或回收价值低的废弃物，现已探索出高价值回收路径。如废塑料化学循环技术，可将过去只能焚烧和填埋处置的低值废塑料转化为基础化学品，进而加工成原生品质新塑料。既能减少焚烧和相应碳排放，又能大幅提升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率，还可以减少化石能源消耗，节约自然资源。

2. 生产成本降低，推动供给增加。

生产成本包括包括原料成本和投资运营成本。原料成本方面，循环经济、垃圾资源化、碳中和等目标和法案确立及出台，促进了大型自动化垃圾分选厂建设，使资源化环节得到更充沛、更低成本原料；投资和运营成本方面，技术优化和规模效应使成本不断降低。

3. 产品价格上升，推动供给增加。

由于政策和法律推动，世界前沿的消费品品牌和包装供应商加大对于高质量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及使用量目标，推动再生材料产品价格上升，甚至导致原生材料与再生材料价格倒挂。例如，欧洲再生瓶级rPET最高点价格甚至比原生料高210欧元/吨；化学循环再生塑料价格短期内是原生塑料2-3倍，中长期仍有1倍左右溢价。

4. 未来预期看好，推动供给增加。

据欧洲塑料再生行业协会统计，2021年欧洲本土塑料废弃物再生加工能力达1130万吨/年，如下图所示。陶朗循环经济研究院和科茂化学回收研究院预估，到2030年，欧洲本土塑料再生加工能力将达到2000万吨，新增产能大部分为化学回收。

后端资源化能力的提升推动了上游分选中心能力建设与升级，使得分选中心能为下游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稳定的原料，实现了分选与资源化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5. 相关政策鼓励，推动供给增加。

为确保有足够的废弃物能够进入到分选及资源化路径，并且实现垃圾管理行业碳减排，欧盟要求，混合收集的其他垃圾，必须经过达到一定质量要求的分选工艺，将其中的石化基材料分离出之后才可进行焚烧发电。

四、城市固废分选及资源化市场潜力及发展前景

陶朗循环经济研究院和科茂化学回收研究院认为，分选及资源化在上游固废减量化和下游资源化再利用过程中起核心枢纽作用，凭借卓越的经济效益、减碳效益、资源替代能力，将成为碳中和时代环卫固废行业的“第二增长曲线”；市场空间巨大，每年新增市场潜力在千亿级别，存量市场在万亿级别，且全球最大市场在中国。其中废塑料化学回收为分选提供强大的经济牵引力和塑料垃圾吸纳能力，是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一）分选及资源化在固废减量化和资源化过程中起核心枢纽作用。

资源再生行业为得到高质量和高价值再生产品，需要在生产加工过程进料环节满足单一材质（高纯度、少杂质）要求。我国生活源垃圾往往是不同材质混合物，仅废塑料就包含十几种不同组分，所以分选就成为资源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前置环节。分选及资源化成为连接上游固废减量和下游资源再生的枢纽。

（二）分选及资源化潜在产值极高，其中低值废塑料化学循环价值贡献最大。

1. 中国城市固废体量及可回收量：约5.5-6亿吨/年，约2亿吨可通过分选及资源化被回收，其中塑料可回收6000万吨。

增量而言，我国每年产出生活垃圾5.5-6亿吨。其中餐厨垃圾和塑料占比最高，分别为59.3%和12.1%。陶朗循环经济研究院和科茂化学回收研究院经过测算认为，生活垃圾中约2亿吨可通过分选及资源化被回收，其中塑料可回收5500-6000万吨。

存量而言，在垃圾填埋场中，餐厨垃圾、纸类、木材等会自然降解；塑料和织物自然降解需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近似于完全保留；玻璃和金属则会留存下来。经过测算，垃圾填埋场中的低值塑料、织物、玻璃和金属存量约为6亿吨，其中约4-5亿吨可通过分选及资源化被回收，包括塑料可回收3亿吨左右，其绝大部分可采用化学回收法。

2. 世界城市固废体量及可回收量：约30亿吨/年，约10亿吨可通过分选及资源化被回收，其中塑料可回收3亿吨。

按照人口数量比例估算，全球城市固废体量大约为中国5-6倍，即每年30亿吨左右。其中约10亿吨可通过分选及资源化被回收，塑料可回收3亿吨左右。

存量而言，粗略估算，全球垃圾填埋场中的低值塑料、织物、玻璃和金属存量约为30亿吨，其中20亿吨以上可通过分选及资源化被回收，塑料可回收15亿吨以上，其绝大部分可采用化学回收法。

3. 潜在产值：增量市场潜力超3000亿元/年，存量市场潜力约2万亿元，其中废塑料化学回收贡献最大。

下表是陶朗循环经济研究院和科茂化学回收研究院针对垃圾各类组分回收潜力的测算。

废塑料化学回收依靠占生活垃圾10%-15%的低值废塑料为原料产生的收益，占生活垃圾整体回收收益40%左右（存量市场占比近80%），为分选提供强大的经济牵引力和塑料垃圾吸纳能力，是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4. 预期投资额：预计2030年超600亿，2050年超4000亿，废塑料化学回收占比近50%。

下表为陶朗循环经济研究院和科茂化学回收研究院针对各类分选及资源化工厂/装置在国内的发展情况作出的预测。预计2030年新建项目560个，投资额650亿元，废塑料化学回收占比46.15%；2050年新建项目3430个，投资额4210亿元，废塑料化学回收占比47.51%。

（三）分选及资源化是碳中和时代固废环卫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

1. 分选及资源化助力实现逐步提升的“循环经济”和“无废城市”发展目标。

近年来，国家各部委陆续发布文件，垃圾回收利用率目标不断提高，无废城市名录不断扩充、要求不断提升，现行垃圾管理体系较难满足。

很多城市垃圾管理工作集中在前端分类投放设施和公共教育上，后端资源化缺乏系统性有效投入，导致很多可回收物实际上面临被焚烧或填埋的局面。因此，干垃圾焚烧/填埋前分选是近几年潜力极大的解决方案，有望在短短几年内将我国垃圾回收利用率提升30个百分点以上。

2. 分选及资源化凭借卓越的减碳效应将成为碳中和时代垃圾管理的的核心路径。

城市生活垃圾组分较十几年前发生很大变化，各类可回收物占比不断增加，塑料、纸等组分已增加至20%以上，碳含量占生活垃圾50%以上，焚烧处置会释放大量碳排放。

干垃圾分选/焚烧前分选可使塑料、纸等可回收物避免被焚烧，预计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亿吨以上。

3. 分选及资源化将推动中国再生资源加工行业重生并迎来新的发展。

我国过去二十年一直是全球主要的洋垃圾进口国。2010-2017年，我国垃圾进口量维持在4000-5000万吨/年水平，2018-2021年自“洋垃圾禁令”后逐步降至零，原料骤然短缺导致再生资源加工行业大量产能闲置与企业倒闭。

新兴企业也存在原料问题，如化学回收逐渐成为解决塑料污染和推动材料领域低碳循环转型的新方案，多地在建或筹建工厂，仅科茂环境在建工厂未来三年内就有80-100万吨原料需求，生活垃圾中的低值废塑料是化学回收最佳原料来源，而当前基本都被焚烧处置。

分选可将具备回收价值的物料挑出，向再生资源加工企业提供体量和品质稳定的原料，挽救行业危机，为我国未来全面推进垃圾资源化保留革命火种并发展新的版图。

（四）分选及资源化最大市场在中国

在分选及资源化领域，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原因如下：

1. 中国拥有14亿人口和全球最多大城市，且城市人口密集度高，拥有全球最大的垃圾体量和集中度；

2. 中国政府行动力强，随着垃圾分类、无废城市、循环经济政策和越来越明确的垃圾资源化目标的施行，过去不被分离出来的垃圾逐渐可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从垃圾中分离出来。尤其是低值塑料垃圾，可以看作是一个年产3000万吨以上的原油矿藏，相当于中国原油年产量的1/7。

3. 中国分选及资源化各单项技术都比较成熟，个别领域拥有世界前沿技术。由于政策有待完善，短期内行业发展速度或许不快，但具备大规模快速发展的良好基础。

4. 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是中国基本国策，循环经济和碳中和也是长期规划，近年来中央格外重视，因为这不仅关乎碧水蓝天，还影响着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国家命运和国际地位。分选及资源化是固废领域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佳方案，势在必行。

经过数十年发展，分选与资源化的技术已经成熟，在欧美澳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多种模式都有稳定运行的项目。我国尚处于行业发展早期阶段，但已建立起很好的基础，随着资源化目标的提高和政策引导，我国将会迎来分选和资源化产能投建高潮，产业蓬勃发展势头已经呈现。